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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七岁时,我第一次进办公室上班

2020-06-16 | 浏览: 5571

我终于习惯了世界

五十七岁那一年,我开始出门上班。

我一生都没有坐过办公室,朋友跟我打赌,说,我保证你三个月就受不了,你一定会逃跑的。

结果我赢了。

我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在办公室里坐下来了。一九九三年我回台北,周遭的朋友大概希望我能介入一些文化场景,就介绍陈季敏给我认识,说她很安静、低调,跟我个性满像的。当时我立刻回绝了,因为我觉得七○年代我在巴黎已经做过类似的工作了。

二○○三年又碰到她,也是有个合作机会。季敏说她对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来去如风,慌慌张张的,讲话很快,听不太懂我在讲什幺。

又过了三、四年,二○○七年,JAMEI CHEN品牌二十週年,我们又有机会坐下来谈。这次好像大家就觉得合作的时机到了,「因缘具足」。

我开始人生第一份全职工作:JAMEI CHEN的艺术总监。

陈季敏是真的非常信任我的才华。其实你问我每天到公司做什幺?我还真的讲不出来,但是好像他们觉得我在这里就很不错,可能是一种艺术概念的帮助。每一季我提一些我的想法,季敏常常讲我是把他们带到另一个次元去了。这本来只是一个自创的服装品牌,我进来后,大概加了艺术家不受侷限的跳跃思维,和实验的前瞻性,里里外外,跨到更远。或许说,是放诸国际也不逊色的品牌。当然也可以帮助品牌的发展,可以更好地养活这个公司。这也是满现实的一面。

陈季敏曾经接受新加坡电视台的访问,我提醒她说,妳在採访里要带到,我们到新加坡设柜并不是不可能,理由是新加坡快要取代欧洲一些大城市,作为金融中心了。当初我们没有思考在新加坡设点,是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四季的城市,没有四季是没有办法发展时尚业的,设计师不太能够发挥。

但是不要忘了,现在欧美各地过境新加坡的旅客很多,当然我们可以为新加坡设计舒服的衣服,棉的,作为主力。但好的皮毛也不无可能,例如一个欧洲贵妇在新加坡过境,看到了,买回去欧洲用,多好。我建议她可以谈谈这部分,强化品牌与採访者的连结。这大概是非常细微的事情,我的角色常常是这样,冒出来,提醒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,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的角度。又例如早期这个品牌走国际品牌的方式,所有事情、所有形象使用同一个package。后来我说,台湾从南到北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,美学与生活方式都不一样,你要让每个店的陈设与在地发生关係,唯一不变的是logo。甚至连天母、中山北路、东区、信义区都要有一点不同。

我的角色,大概就是以一个对服装产业并不是非常内行的人,不时给品牌一点「局外人」的看法。我认为所有的产业不时都要听听局外人的看法。至于我的建议,有些她接受,有些她也不敢接受。但基本上七年以来,不管是决策与设计的方向,大概我还没有给过错误的意见。

这就是我的「第一份差事」。

其实我似乎得到更多。例如,后来我们和New Balance, Anya Hindmarch愉快的跨界合作。例如我有了全新的看世界的方式……。必须承认,以前我是充满幻想,梦中度日,现实世界怎幺运转,不太关我的事。

只是我可能命真的比较好一点,都还过得下去。但过去这十年,我有了两个孩子,加上公司营运,我对人的态度变得比较入世,不能再当我的Dreaming Boy了。

陈季敏极度乐观,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。但她有一种随兴和任性,所以常常搞出一些状况,但最后都可以解决。她是我唯一听过把皮包掉在义大利的咖啡馆里,二十分钟后回去找还找得到的人,那包包就挂在原位。她常觉得没有什幺事情是做不到的。

这个心情或许有一点点影响到我。我永远是很多问题,她永远是没有问题,永远都正面。

所以我其实满喜欢进办公室的。每天固定八点多到公司,五点多离开。

办公室里有我的玩具,我的空气枪,我的吉他,我的书,我的杂誌,我的收藏品。有一张沙发,有时候我坐在上面发呆。

透明落地玻璃另一边面对着大办公室,我在里面看见同事,感到很安心。

任何一个人离职,我心情都会低落一阵子。

我大概一直没有学会处理人跟人之间,即使是最小最普通的分离。

跟许多人比起来我的人生是有点不一样,但我也不想把它描写得多幺传奇或者惊涛骇浪。

这其实只是一个少年在梦中变成了大人的故事。

因为在梦中,我从来不需要深思熟虑,做事也没什幺计画,毕竟是梦嘛。因为在梦中,人生也可以倒着走。很多人年轻时或年老时做的事情,我刚好反过来。譬如说,我很晚才有了两个孩子,很晚才开始上班,统统跟别人不一样。

六十几岁,人家都退休的时候,我开始忙得要死。

但没有关係。这样其实也很好。

我想,我是终于习惯了这半梦半清醒的世界。

摘自《寂境:看见郭英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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